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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宝祐三年”铜锣
——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之六
  • 2018-05-22 17:55
  • 来源: 永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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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雨 平德

一个春光慵懒的下午,在电脑前爬格子爬到有点眼疲劳的我,关掉电脑,走到阳台上远眺了几分钟,然后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小憩。朦胧间,就听到了一阵铜锣声。

循着铜锣声,我眼前蒙太奇般地呈现出一个气势恢宏的战场:在鼓角齐鸣的声音中,交战双方穿着铁甲,拿着武器,策马扬鞭,摇着旗帜,混战在一起,马上马下,斗得你死我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方鼓衰力竭,将士纷纷倒下。于是,统帅决定撤退,手中指挥旗一摇,就将衰竭的鼓声变成了洪亮而强烈的铜锣声,而己方将士在听到铜锣声之后,依次撤出战场……

循着铜锣声,我眼前又出现了一个乡村场景:在湛蓝的天空下,在清清的潇水之滨,在一个临水的古村,忽然传出一种敲锣打鼓的声音,同时还有鞭炮声和唢呐声。伴随着这交汇在一起的立体声,一群穿蓝色印花布衣裳的农家女搀扶着一个头顶红色头巾的新娘,从她的家门走了出来,跨上久候在门口的轿子,随着骑马的新郎缓缓走出村庄……

循着铜锣声,我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剧院,在欣赏祁剧表演:我看见舞台上的演员在柔和的灯光下,在铿锵激越的铜锣中,把唱、做、念、打,发挥到极致,因而获得台下一阵阵喝彩声……

然而,当我循着这铜锣声,追寻到二十九年前零陵古城南郊的油山岭时,我的心灵不禁为之一震。因为在这里,我看见了一道穿越时空的艺术光芒。

油山岭是一座大山的乳名,她在《永州府志》和《零陵县志》等典籍中的书名叫嵛峰岭。那是1989年一个普普通通的晴朗日子,一群当地的老百姓兴高采烈地在修建水利。当大家挥着铲子、铁镐、锄头之类的工具在挖渠道时,一个村民的锄头突然碰到了一个圆形的金属物件,“哐啷”一声,他感到有些奇怪,便俯身用手指小心挖掘。当一层层泥土在他好奇心之下被轻轻扒开之后,于是,在永州文物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这面宋代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铜锣在泥土之下沉睡了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

据文物工作者考证,此锣属实用乐器,铜质,褐色,基本完好,口沿处有两孔,口径39.4厘米,高8.1厘米,重4.026千克。介于古代大锣(锣面直径50-100厘米)和小锣(锣面直径8-23厘米)之间,是低音锣的一种。该锣口微敛,圆形高边,边有三孔,近口沿处有针刻铭文一圈“福辰置罗会……宝祐三年八月”,锣面和边均有捶打痕迹,底缘微残。

从泥土中脱胎而出,转为在永州博物馆静静地展示。时间像静流之水,虽然洗尽了它面部的铅华,但无法安抚它内心的寂寞。通过展柜的玻璃,我看见它像一个孤独的老人,一直在渴望有人跟它对话。别看它面容貌朴素、结构简单,其价值非同一般,因为它是迄今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宋代铜锣,也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器史最珍贵的实物。

站在它的面前仔细端详,仿佛有一种倾诉低低传来。循着这种倾诉,我仿佛看见了这面铜锣的前生今世:

七百六十三年前的阳光,照在一道道阡陌之上,照在一座座古老的村庄之上。穿过一片树林,有两排青砖瓦屋。屋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之间,夹杂着叮叮当当的打铜声,很清脆的。一群人分成若干组,在进行铜锣制作的流水作业:第一组在将铜、锡等按比例熔化,铸成锡青铜坯;第二组紧跟其后,将熔铜倒入模具之中,按需要规格铸成铜锣坯;第三组将冷却后的锣坯高温加热,经人工锻打成粗型;第四组则用特制的溶液将锣坯浸泡,然后加温至所需温度后,再入水淬火,使之成为真正的响铜;第五组将粗坯经过反复几次热锻修剪成型后,换成木槌进行锻打,有的还再次进行补充淬火。然后将它交给第六组刮、刨、削、修,进行外观表面处理,把锣边剪齐,将锣面锤平锤圆,并划出锣面环绕纹理使铜锣变光变亮。在这些工序完成之后,最后交给领班头匠(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进行定音。定音,是整个铜锣制作工序中技术性最强的一道,必须举锤娴熟,轻重有致,特别是最后一锤,用力恰当,才能定音准确,“一锤定音”。当领班头匠一锤敲下去,听到锣声并脸露笑容时,就标志着这面铜锣领到了“出生证”。

铜锣的制作固然如此复杂,而它的用途却较为广泛。在古代,铜锣常用于礼仪和战争,曾称为“金”。《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官员出行,前面也有衙役敲锣,要民众避让,故有“鸣锣开道”和“鸣金收兵”之说。除了这两个成语,带“锣”字的成语还有“敲锣打鼓”“ 敲锣放炮”“ 锣鼓喧天”“当面锣对面鼓”等,锣在这些成语中的含义主要是鼓劲、热闹、决定之类,渲染气氛,与“鸣金收兵”含义截然相反。到了宋代,锣在民间音乐逐渐使用,成为一种打击乐器。而后来的明清时期,就被广泛应用于戏曲、音乐当中。

眼前这面铜镜,确实带给了我许多遐想。宋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老天爷好像很公平,让南北宋各拥有九个皇帝。理宗赵昀,列全宋第十四,南宋第五。他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九世孙,在位四十年(1224年9月17日—1264年11月16日在位)。“宝祐”是他的年号,宝祐三年,也就是公元1255年。

说起这个赵昀,也让人颇多感慨。他原名赵与莒,嘉定十五年(1222年)被立为宋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嘉定十七年(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宋宁宗死后,赵昀被权臣史弥远拥立为帝。前十年,他都处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不敢勤政,只好纵情酒色。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后,赵昀才开始亲政。应该说,他起初也是一个颇有抱负的皇帝,立志中兴,因而采取了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史称“端平更化”。在我看来,他最伟大的一点,可能要算在端平元年(1234年)的派兵联蒙灭金。那一次,他下令出兵攻占邓州、唐州,并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蔡州城被攻破后,金哀宗自缢而死,南宋彻底洗刷了“靖康之耻”。

其实,还有一点了不起的是,赵昀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年),赵昀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赵昀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其他都是理学代表人物。

可是,让人感到惋惜的是,就是这位颇有胆识、颇有文人情怀的宋理宗赵昀,到了执政后期,居然又沉溺于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中,让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导致国势急衰。鄂州之战,宰相贾似道以赵昀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景定五年(1264年),身心俱病的赵昀在临安去世,享年六十岁。

作为一个永州人,我想我们对赵昀的褒奖成分应该要大于贬斥。为什么?就是出于对赵昀的感恩。众所周知,永州的前身是零陵。史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即公元前1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置泉陵侯国于此,辖今零陵、冷水滩、双牌、祁阳、祁东、东安县地。泉陵侯国都城在城北二里(《永州府志·城池》),今零陵城内泉陵街一带,传为泉陵城故址。在湖南,零陵的建城历史仅次于长沙。汉唐以来,零陵城累经修筑。特别是南宋景定年间,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筑城活动。这次筑城起于景定元年,到景定五年即公元1264年工程才告结束,历时五年之久。新城落成,参与其事的教授官吴之道特作《永州内谯外城记》,以纪其盛。零陵宋城的规模形制,在荆湖南路,除长沙城外,其它州郡望尘莫及。

零陵城修缮竣工之年,也是宋理宗赵昀在临安去世之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而我们眼前这面“宝祐三年”铜锣,它是谁设计铸造的?究竟诞生于何地?被哪些人敲打过?是否见证了零陵城修缮大功告成的庆典?是否见证过战争或者永州之野阡陌上那些年轻人的嫁娶?此外,它的心里究竟藏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心事?

这都是一个谜。

对于谜,我想我们不必急着去揭开。

因为,无论对于历史,还是文物,有谜才更有魅力。

  幸运的是,在潇水河畔,在永州之野,我们曾听到了一阵来自南宋的铿锵之声。


铜锣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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