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在传记文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写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果把柳子所写的行状、碑传、墓志以及论说中带有传记性质的文字一并归入传记文学，则有六七十篇。这些文学性的传记大致包括两个类型。一类以"传"为题的一类作品，如《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梓人传》、《童区寄传》、《李赤传》、《河间传》《刘叟传》等等；另一类是通过叙写传主的生平遭遇，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如《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睢阳庙碑》、《捕蛇者说》等。无论哪一类传记，都鲜明突出地体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人文追求。                       

 

  

　　中国古代社会动荡复杂，变幻莫测的历史，使无数的风云人物竞相脱颖而出，这就为传记文学提供了广阔、丰富的题材。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是我国传记文学的最早萌芽。其中，一些描写人物、记叙事迹的生动片断 ，实际就是原始状态的传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司马迁写《史记》毕竟旨在反映历史，而不着意于文学创作。尽管如此，这以后上至国君、臣子，下至某一阶层有影响的人物，纷纷成为传记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传记文学作家们或歌颂其在历史上的功绩，赞美其高尚的人格，或暴露其卑污，鞭挞其丑恶，以传记文学主人公的功过是非展现各个时代的历史面貌。由此看来，只有在某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传记文学的真正主题，而那些看似渺小的平民百姓很少有人能够登上传记文学的殿堂。与这种文学的取材现象相比，柳子则显得不同凡响。他的题材多取于当时社会的下层，其传主大都是市井小民或普通百姓，而不是那些功名显著或影响一时的达官贵人。"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史通·六家篇》）。在这些下层人物身上，具有倡导真、善、美作用的言行，他于是便予以适当的剪裁，必要的描写，精心构撰成为一篇篇小传，让其闪耀出可以"传示来世"的光华。如以种树为业的郭橐驼，以卖药为生的市井小民宋清，乡村牧童区寄，江湖浪人李赤，被损害的女子河间，生不逢时的官吏段太尉、南霁云等等。他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目光、深刻的笔触，从这些看来不足挂齿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了应当被社会所弘扬的高尚的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揭露了应当被社会所唾弃的一些丑恶现象。药商宋清的好善乐施、慷慨豁达、始终如一；牧童区寄的机智勇敢、敢做敢当、不慕势力；郭橐驼深刻的洞察力及内心的美好；建筑领班杨潜的超群才智和工于运筹等等，都被表现得维纱维肖。柳子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体，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这种新的文学审美追求的重要标志，就是通过描绘普通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光彩，从而达到以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目的。这种以新的文学观对传记文学大胆革新的成功，体现了真善美的人文精神内涵。

　　《宋清传》写药商宋清以善于经营、乐善好施而享誉于市：

      

 

　　宋清，是长安西部药市上的一个人。他收集良好的药材。从山里水边来的人带来好药材，一定送到宋清这里，宋清都给他们优惠的价格。长安的医师得到宋清的药材来配处方，就很容易卖，大家都称赞宋清。身体有痨疾、头痛、患癔病的人，也都乐意到宋清这儿购药材，希望能很快制止病情。宋清也非常高兴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就象山谷里的回声响应一样。即使没有带钱的买药人，也都给他好药，积压的欠款条堆积很多，象小山一样，但他从来不到人家里去催取。有的人不记得很长时间没有归还欠款了，宋清也不说。到年底的时候，想想哪些是无力催还欠款的，就把别人写的欠款条烧掉，化为灰烬，再也不提这件事。药市上做买卖的人认为他很怪，都嘲笑他，说："宋清、真是个愚蠢妄为的人。"也有的人说："宋清莫非是那种有道之人吗？"宋清听到这些议论后说："我宋清追求财利只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罢了，并不是什么有道之人，但是说我愚蠢妄为的人他自己也应当是非常错误的。"

 

　　宋清逐取的是长远的利益，取利长远所以利益很大，难道是一般卑劣的买卖人吗？那种一旦得不到他们的钱，就会勃然发怒，第二次就会咒骂而且生仇了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利益，不也太浅薄狭隘了吗？我看见他们身上才真正有愚蠢存在。宋清确实因为这个而获得很大的好处，又不做荒谬之事，坚守他的主张不废置，终于能富裕起来。来求购药材的人更多，他的响应也更加广泛。有的人遭到斥弃，处于沉沦之中，他亲自同他交往：看起来落魄不得志的人，他也不怠慢人家，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象从前一样给他好药材。这样的人一旦重新掌握权柄，一定更加重重地回报宋清。他获取利益非常长远，都象这样。

    

 

　　现在的朋友之交全是趋炎而弃寒，很少有像宋清那样对待病人不管是地位高低，一视同仁地给以善药。关键在于传记文章的结尾。如果说，宋清做生意以道义相交，那么这种"市道交"就不可少了。其实，宋清这个人做买卖并无市侩习气，倒是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称的人，反而争利不已。这样宋清倒是和"市人"大不相同了。这里，柳子对宋清以诚信为本，是卖药的商人却无商人的市侩习气给以高度的赞扬，而对那些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所谓"士人"却进行了严正的指责，说他们自名为士大夫，却是真正的市侩主义者。像这样严正的扬善弃恶，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由此可见，柳子为宋清立传，并非为了宣传经商之道，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歌颂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待人诚信、不分高下亲疏的优秀品质和人间真情。

　　《童区寄传》是一篇记载乡村少年牧童区寄与掠卖人口的强盗作斗争的故事，这也是为小民百姓立传。

 

 

　　以上是《童区寄传》的主要部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少年区寄遭到强盗劫缚，不畏强暴，利用两个强盗间的矛盾和有利时机杀掉强盗，获得解脱的经历。当时柳（"郴"为误字）州地区强盗横行，掠卖人口现象严重。柳子当时来到柳州执政，曾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解放奴婢，消除落后陋习，因而对陷入奴婢买卖危机中的区寄不畏强暴和反抗斗争的机智、勇敢行为，给予热情的歌颂。将豪贼的凶狠、愚味、自私和区寄的机智、勇敢、纯朴进行鲜明对比，体现了作者扬善惩恶的人文思想。

　　《种树郭橐驼传》记述了长安西乡一位以种树为业的驼背老农，他实际上是个农艺家。因为能适应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所种树木无不生长得很好，因而长安地区那些营造园林、经营果木的人 ，都争着聘请他去帮助种植。本文细致地介绍了郭橐驼培植树木经验的自述，并将郭橐驼以自己与他人，善植者与不善植者两两对照，来谈论种树之道，从种树之道又涉入理官之道，内容又是单承不善植者一面，借以讽斥当时统治者的烦政扰民。当时有些统治者虽然口称爱护百姓，但是政令苛刻繁杂， 反而骚扰了百姓。戕害了他们的生机：

    

　　郭橐驼对问话者的一番精彩的回答，蕴含着深刻的为政之理。这里有着古代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而治的理论痕迹，结合柳子的时代与思想来看，其中透露了追求民主与个性自由发展的信息。种树人郭橐驼尽管其貌不扬，但他在精于种树的同时 ，又能以高度的洞察力审视社会，大胆揭露弊政，提出顺应民意的治民措施。郭橐驼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敢于指斥时弊的精神，则表达了柳子利民安民的人文精神。

　　在《段太尉逸事状》中，作者记录了一位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则富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当他担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东节度使郭子仪的儿子郭希行营节度使驻军豳州，纵容部下横行不法，残害百姓，地方官不敢过问，几乎酿下大乱。段秀实为此请求调到豳州担任都虞候。某次郭军十七人闯入市区抢夺酒食，杀死卖酒老翁，砸坏酒器。段秀实把他们全部抓起严惩，一一斩首示众。当时郭希全营大噪，披上盔甲准备大规模报复。段秀实单骑来到郭营，意志从容，义正辞严地折服了郭希，约束军纪，消除了骚乱。下面是段秀实另一则逸事的原文：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在这之前，段太尉在泾州任营田官，泾州大将焦令谌夺取老百姓农田，私自占地数十顷，然后租给农民耕种，说："庄稼要成熟了，交给我一半。"这一年泾州大旱，野外的杂草都枯死了。农夫把旱情告诉给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该收取的租税罢了，不管什么旱情。"并且催逼索取得更加急迫。农夫们就快要饥饿而死，而且无法缴租，就把情况告诉太尉。太尉签署的判词说得很委婉，派人向焦令谌请求宽容。焦令谌非常恼怒，把送信的农夫叫来说："我难道惧怕段某人吗？竟然敢说我！"接着将判状铺在那个农夫的背上，责打二十大棍，几乎快要打死了，然后派人把他抬到太尉的衙院中。太尉痛心得大哭，说："是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啊！立即亲自取水替农夫洗去血污，撕破衣服给他包扎创伤，亲自敷上好药，早晚亲自给他喂饭，然后自己才吃。并将自己的座骑卖掉，代替他偿还了租税，没有让他知道。

　　这篇文章既揭露了当时那些军阀及其爪牙怎样掠夺人民财物、虐杀百姓的罪行，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敢于和善于斗争的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形象。段秀实在强暴者面前勇敢无畏和从容应变的态度，以及对人民疾苦的真切关怀的形象，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丰富而饱满。它是柳子用心尽力写成的传记，曾自许为"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全文在客观叙述中溶入了作者的爱憎褒贬，将一个坚持正义，不畏豪强，同情人民，清廉耿介的忠正廉吏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要坚持削除藩镇割据的政治主张。其人文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梓人传》写的是一位叫杨潜的建筑师。其中的一段是柳子参观了杨潜某次指挥修建京兆尹官署工程活动的描绘：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环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在长期封建时代里，技术工作也是被鄙视为不足道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这里对这位梓人的技术活动作了如此生动的写照，并对梓人杨潜"善度材"、"善用众工"的作用给予那样高的评价，进一步指出"梓人之道类于相"，把他规划设计、组织营造房屋的方法，提高到类似于宰相善于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表现了作者的卓识。由此推想，我国古代几千年文明的延续，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杨潜这样的梓人为之付出的智慧和力量么？但是他们在封建正史上却没有留下名字，柳子却用传记文学的方式把他们记载下来，以"传示后世"。这也体现了柳子所向往的象营建大厦那样，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政治理想。

　　柳子传记文学的主人公，虽然多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或中下层清正官吏，但每个形象都因为体现着作者的审美追求而独具光彩。这与作家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不无关系。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大师，柳子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着国家命运、民生疾苦，无论在何种艰难的环境下，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用文学创作去反映现实，促进对现实的改革。他以极大的热忱去描写人，揭示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并且以此为参照物来揭露社会中丑恶的东西。从而在美与丑的对比中，达到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创作目的，柳宗元笔下的人物，才更富有魅力。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传记文学，即采取文学的方法来记载人物事迹。我国古代最早的传记文学，大致从《史记》开始，多以记述翔实的史实为主。柳子在这方面却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而独树一帜。柳子传记文的革新，不仅表现在题材上，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他改变了以往传记文学刻划人物形象惜墨如金的传统，既注重人物形象刻画上鲜活的立体感，又注重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大至整个小人物群体，小至特定环境中的单个人，都注意到了挖掘出人物思想的闪光点，以达到"传示后世"的作用，其中最显著的特色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既有人物事迹的实录，也带有若干虚构、寓言的成分，或作了一定的夸张。传记文学的生命是史的真实，但文学的特征却要求，这种史的真实并不固定对人物的刻板照像和对其生平事迹的罗列。因此，它并不排除某些基于合理想象的虚构。可以肯定地讲，出现在柳子笔下的人与事，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但合理虚构的大量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就一篇作品来说，可能其人其事未必是生活原样的呈现，但由于作品中的人或事反是映了社会上的普遍存在。因此这些虚构的成分不仅没有影响文学的真实性，相反却增强了传记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产生了发人深省的社会效果。这种实录与虚构恰到好处的结合，构成了柳子传记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清代桐城派文人对柳宗元的传记文学颇有微词。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柳文如《宋清传》、《   传》等篇，末免小说气，故姚惜抱于诸传中只选《郭橐驼》一篇也。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纤太刻，则亦近小说。"这种出于偏颇式的批评，恰恰反映了柳子传记文的价值。 

　　柳子笔下的郭橐驼，在多年的实践中，摸索出一种树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与养民之道恰恰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因而，柳子虚构了与种树人郭橐驼对话这一情节，巧妙地借郭橐驼之口，阐发了养民之理，对统治阶级扰民害民的腐败政治给予有力的抨击。这种对话，在郭橐驼个人的经历中就未必实有其事了。这种虚构不仅本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点睛之笔。可以说，正是这种以实带虚，以虚写实手法的巧妙运用，更扩大了作品本身的思想涵量，从而一针见血地直刺了中唐的弊政。

　　二是继承《史记》"史录"的传统，传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又摆脱史传体例的局限，从记入手，生发开去，通过类比、引申、议论以针贬时弊，寄予作者渴望改革的理想。柳子所写的传记性文章，数量较多。如果把墓志、行状、碑传等计算在内，现存《柳宗元集》中所能见到的，就不下七十余篇。但在柳集中真正具有文学性的人物传记，约十四、五篇。他早年作于长安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是这样，作于永州的《宋清传》、《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睢阳庙碑》、《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谏》、《捕蛇者说》、《李赤传》、《河间传》是这样，作于柳州时期的《童区寄传》也是如此。

　　《捕蛇者说》是柳子被贬谪为永州司马时写的。这时唐王朝已渐趋衰弱，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逐渐解体，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在重重剥削之下破产逃亡，造成了丁去田失而税籍尚存的混乱现象。然而，统治者仍然按照旧税籍征税，往往把逃亡户的赋税摊派到乡邻近亲的农民头上。而且各种苛捐杂税日重，民不聊生，不得不相率逃亡。如李吉甫在《元和国计薄》中所说的"逃避之始，由于所纳实物增加数倍，继而已逃之赋，复摊派于未逃，大有令人不可不逃之势。"《捕蛇者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的。

　　柳子在《捕蛇者说》中，抓住了当时社会所产生的这个普遍的现实问题，刻画了蒋氏这个捕蛇者的形象。记叙了蒋氏一家三代都以捕蛇顶租的悲惨遭遇，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说明苛政、重赋比猛虎、毒蛇更为凶狠可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流离颠沛、饥饿死亡的惨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被摧残的凄凉景象，和凶狠官吏逼租时的狰狞面目。

　　这篇传记文主要采用对比手法来为捕蛇者蒋氏作传。文章开篇是一段对毒蛇之毒的描绘，以及太医院征收这种毒蛇可以顶租的叙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铒，可以已大风、挛、瘘、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永州的郊野出产一种奇异的蛇，它的身上长着黑白相间的花纹。它接触过的草木全部会枯死，一旦咬着人，人就无法挽救。但是，捕捉到它晒干了用作药铒，可以治愈严重的风湿病、 手脚弯曲、脖子肿痛、恶性疮疥，可以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侵入人体的三尸虫。当初，太医奉皇帝命令征收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捕来的蛇抵偿他们应交的租税。永州地方的人们争着去做这件事。既然毒蛇有着如此之毒，为何永州人还要争着去干捕蛇这件很危险的事呢？文章起首的这段话对比式的介绍记叙、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强烈的悬念。接着，柳子推出捕蛇者蒋氏，以这样一个具体人物形象来加以解说。

 

 

　　蒋氏的家庭已经连续三代从事捕蛇，他的祖父、父亲都被毒蛇咬死了，他自己接替干的这十二年来，也已经多次差点送掉性命。但当作者说要告诉官府替他改换职业时，他却"大戚，汪然出涕"，宁愿继续冒生命危险去捕蛇。而不愿改换职业去完粮纳税。通过蒋氏捕蛇个人遭迹的对比描写，已经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矛盾的实质。

 

 

　　最后，柳宗元以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来作为现时重赋的参照对比，得出"赋敛之毒甚于是蛇"的结论。文章以叙为主，议论画龙点晴，大大加强了传记文学的艺术感染力。

　　《李赤传》也不是真要为"病心"的李赤作传，而是通过社会生活中迷恋"厕鬼"之类的人的描写，以指斥那些自以为聪明而实际上愚惑不如李赤的贪婪者。

　　《河间传》也一样，其目的在于影射当时士人操守败坏，朋友之恩难恃、君臣之义不长的事实。

　　柳子在传论末尾加一段议论或抒情的文字，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的表达形式。与《史记》每篇传记之尾所加的"太史公曰"一段评论抒情文字一样，具有深化主题的作用。只不过，《史记》是以论赞的形式画龙点睛地表达自己的褒贬态度，而柳子在传记末尾加上议论或抒情文字，其目的则在于点明自己的写作意图，或表明自己对人物事件的态度，或宣扬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以加强文章的思想倾向和战斗锋芒。

　　三是善于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例如《段太尉轶事状》写段秀实惩治郭希手下暴徒一节中，先写郭希骄横无度，纵容部下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连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也要让他三分，藉此展示了险恶的斗争环境，然后写段秀实主动请缨，敢履是非之地，就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敢入虎穴的可贵品质，接着写矛盾双方短兵相接，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段秀实果断下令将十七人逮捕，斩首示众，于是郭希军士大怒，全副武装，准备报复。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捕杀即将发生，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段秀实从容镇定，辞却几十名护刀士兵，只挑选了一名跛脚老兵牵马。来到郭希的军营门口，全副武装的士兵，都向他围拢来示威，他却谈笑自若，镇住了一营将士。接着他直面郭希本人，义正辞严地责以大义，矛盾得到解决，写到这里，段秀实临危不惧、浩气凛然的品格风貌，已跃然纸上，但作者并不就此满足。紧接着又安排了一个余波，使段秀实的性格继续得以发展。段秀实为了稳固郭希的转变，托言旧病复发，留宿军中，以观郭营动静，郭希彻夜不眠警卫段秀实，次日又随段秀实到白孝德处谢罪，双方矛盾至此得以完全解决。在双方的冲突中，作者将整个矛盾斗争写得紧张激烈，有声有色，使人如临其境 ，如睹其人。人物形象丰满突出，生动感人。

　　四是善于运用铺垫，衬托的方法，使故事情节前后紧密关联，读来毫无突兀之感。例如《捕蛇者说》，文章一开始，作者就简洁、形象地描绘出一种有剧毒但可医治疑难杂病的"异蛇"，从而为后面蒋氏冒死捕蛇以代赋役的苦难死于蛇口，他自己捕蛇十二年，多次险遭丧身之害，还认为是"专其利三世"，视丧身之祸为"利"，又为下文写赋敛的苛酷来概括赋役的祸害作了扎实的铺垫。可见作者结构布置的独具匠心。

　　又如《李赤传》先写李赤"病惑"而不肯就医，执迷不悟地迷恋"厕鬼"，以溷厕为"钧天清都"，经常往厕所里钻，由于有了这些情节作铺垫，李赤最后自投厕中而溺死，就情理之中的事了。

　　《河间传》描写了一位善良的女子河间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生遭遇，作者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作者先着墨于一个良家女子形象描绘，后又展开对河间女堕落过程的叙述，从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糜烂和腐败。人物思想变化一一道来，使人毫无突兀之感。

　　五是概括提炼，选取典型的事例进行描写，往往只是集中记叙两三件事或一件事，而这些事很有代表性，其人的命运和性格也就栩栩如生地突现出来。段秀实是唐代有名的直臣，可记的史迹很多。柳宗元本人还在青年时代对段秀实的事迹作过实地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十分丰富。可是他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没有烦琐地加以罗列，而是只写了段太尉的三件逸事：严惩郭希手下的骄兵悍卒、卖马代民还谷、拒绝朱   赠送礼物，正好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刻划了他性格的三个方面：正直沉勇、宽仁爱民和清廉自守，从而血肉饱满地塑造了这个"大节古无所有"（《与史官韩愈致段实太尉事书》）的清正官吏形象。作者在写这三件事时也不是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对段太尉与郭军的冲突、与焦令谌的冲突作重点描叙和刻划，与朱 的冲突，只是几笔带过。详略安排得当。这对树立段秀实的鲜明形象也起了重要作用。

　　细节是构成艺术整体的基本要素，进行细节描写是求得人物形象丰满、生动、真实的重要手段，柳子传记文就十分重视细节描写。《童区寄传》中有一段记叙两豪贼"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个卧，植刃道上"，交待一豪贼去找买主，一豪贼躺卧，把刀插在路上，这不是等闲之笔。它既照应前文"易之"二字，写出二贼对区寄掉以轻心，表现得麻痹，又写出二贼不懂得武器在这场劫缚与反劫缚斗争中重要作用，表现其愚蠢，同时，在情节的展开上，还为后面写区寄"以缚背刃"，"因取刃杀之"，突出其机智勇敢预作伏笔。这个颇具匠心、巧为设置的细节，对刻划人物具有重要意义。

　　《南府君瞧阳庙碑》也是在兵尽粮绝，乞师贺兰，求援遭拒的危急关头，以南霁云的噬指示志、身死孤城的壮怀激烈的言行，突出他"图国亡死"的献身精神。

　　六是摆脱了对历史的依附，独立成体，具有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情节和委婉的叙述，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显著增强，结构更为严谨灵活，篇幅更加短小精悍，和韩愈一起开创了我国精炼生动的小传的创作传统，形成了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又一个传记文学的高潮，对后世的传记文颇有影响。唐代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宋代王禹  的《唐河店妪传》、苏轼的《方子山传》、明代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清代魏禧的《大铁椎传》都可以看到柳子传记文的某些影子。

　　总之，柳子传记文，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些作品是《史记》《汉书》等历史传记的发展，也明显地受到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子传记文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