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永州风俗

 

    永州，地处楚南，“状与越相类”（柳宗元《与李建书》，以下引文凡未标明作者处均为柳宗元文）。永州城，“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途，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圩”（《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因此，永州成了唐代安置贬流官吏的地方之一。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以后，被贬永州员外司马。“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寄许京兆孟容书》），“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与萧翰林俛书》），“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与李翰林建书》），这些话都说明，永州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与中原地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柳宗元初到这里很不适应，后来才慢慢地习惯了。在中原人的眼里，永州是“夷獠之乡”，“蛮夷”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人民，除汉族外，还有瑶、苗等少数民族。因此，这里的风俗，自然与中原迥异。柳宗元在《代韦永州谢上表》中说：“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明确地概括了永州的风俗特点。下面仅就柳宗元著作中涉及到的永州风俗，分别予以归纳表述。

    永州自然环境。所谓“地极三湘”，是指永州地处楚南，东邻郴州，南接越州，西与邵州毗邻，北与衡州接壤，属五岭北麓山区。柳宗元《囚山赋》云：“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形象地说明了这里山多且连绵起伏，如波涛一浪湘拥一浪的自然环境特点。《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一个“最”字，说明了永州这里的山水风光特别好。因此，刘禹锡在《送周鲁儒序》中说：“潇湘无土山，无浊水，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所谓“无土山”，是指这里的山上树木葱茏，蓊蓊郁郁。所谓“无浊水”，是指这里的大小河流清沏见底，碧波荡漾。永州人民凭借这里青山绿水的灵气，往往“清慧而文”，吟诗作画，抒情寄志，有感而发。至于气候，永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空气湿润，日昼温差显著。《闵生赋》云：“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址污潦以墳洳兮，蒸沸热而恒昏。”《祭崔君敏文》云：“某咸以罪戾，谪此炎方。”《夏夜苦热登西楼》云：“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褰衣。……凭栏久徬徨，流汗不可挥。”《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这些诗文，生动地反映了永州夏“夜起”、“流汗不可挥”和冬“大雪” 的气候特点。这些自然条件无疑对当地风俗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所谓“俗参百越”，意指永州的风俗与“百越”相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馀。”说的是永州穿戴和耕种风俗。“左衽”，指衣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人的右襟，是受异族统治的代词；“椎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柳子厚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云：“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是指百越的风俗。永州则既有楚人“左衽” 的风俗，又有百越“椎髻”的风俗，而且“左衽居椎髻之半”。石田，不可耕种的田。寒山诗云：“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由于这里多山，人民在石田耕种外，还在“石田之馀”进行开垦。正如柳宗元在《茅檐下始栽竹》中说：“楚壤多怪石，垦凿力己疲。”柳宗元的《囚山赋》云：“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侧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其耕种环境相当艰难，而当时的生产条件又相当落后，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古称楚俗，火耕水耨”。到柳宗元贬永的唐代，永州人民除耕种水田外，还有在山上刀耕火种的风俗。《首春逢耕者》《田家》中的“耦耕”和“牛”耕是在田里耕种。《郊居岁暮》中的“烧尽落”是在山上刀耕火种。此外，《田家》诗的“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说明永州人民已有了养蚕业。

    永州饮食风俗。从柳宗元的著作来看，《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的“风篁冒水远，霜稻侵山平”；《渔翁》的“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罴说》的“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当时的永州人民，除从事耕耘、桑蚕外，还从事捕鱼和狩猎。所谓“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从风俗来讲当然不错，但《田家》的“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说明当地人民在收成稍好的岁月，才有浓粥和稀粥喝。如果碰上“恶岁”，连柳宗元都缺粮，而向湖南李中丞干廪食，那普通百姓，当然是连粥也喝不上的了，还谈什么吃鱼呢？渔民、猎人所捕鱼猎兽主要是拿去卖钱换物的。《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的“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夏昼偶作》的“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说明当时永州盛产茶叶，同时还自采自制茶叶，品茶当然也成为永州的风俗之一。永州的水果也比较丰富，《觉衰》的“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南中荣橘柚》的“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刘禹锡《伤愚溪三首》的“一树山榴依旧开”、“木奴千树属邻家”；“桃李、橘柚、山榴、木奴”都涉及到当时永州的水果生产。永州的竹源异常丰富。《夏初雨后寻愚溪》的“解带围新竹”；《小石潭记》的“隔篁竹，闻水声”，“四面竹树环合”；《小丘记》的“美竹露”；《小石城山记》的“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的“庑之外有大竹数万”等，可以说当时的永州是满眼翠竹、遍地竹笋，因此，竹笋自然也成了永州人民饮食中的食品。

    永州民风淳朴。据《寰宇记》载：“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湘中记》载：“人多淳朴”，这主要表现在“热情好客”上。《田家》写到秋收之后的“行人迷去住”时，被一田翁碰上了，诗中写道：“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这对“行人”笑念、劝告和挽留住宿，生动地写出了永州人民心地善良和热情好客的特点。当时的永州，虽非国家财赋供给地，但这里的人民却遭受着繁重的赋敛之苦。他们“竭兹筋力事，执用穷岁月”的收获：田里种植的“尽输助徭役”；家里养殖的“蚕丝尽输税”。在这种苟政赋敛毒于蛇的年代里，只要“今年幸少丰”，他们就愿意慷慨地拿出“饘与粥”来招待素不相识的“行人”，淳朴的民风，可见一斑。唐曹中《永州谢表》记载了当时东安的民俗：“土瘠民贫，人浮于土，俗尚勤俭，人多朴实。男子自耕读外，类皆担负；妇女工纺绩，以赡衣食，供赋税。服色不加饰，宴饮有常。”“勤俭朴实”，是永州人民民风淳朴的第二个特点。柳宗元在《道州文宣王庙碑》中云：“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诤讼。”则揭示了永州人民民风淳朴的第三个特点——“人无诤讼”。柳宗元的《田家》诗，控诉了当时永州人民所受赋敛之毒，但当时的永州人民只吸取“东乡后租期”的教训，相互勉励“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他们不仅不敢直接上诉，更不敢抗税。《捕蛇者说》中的蒋氏，祖、父都死于捕蛇，他自己捕蛇十二年，也“几死者数矣”。当作者提出“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他竟“大戚，汪然出涕”。他的一番哭诉，深刻地揭露了赋敛之毒甚于毒蛇的残酷现实。但他后面说的“今虽死于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己后矣，又安敢毒耶？”这多么可悲！当时“受其直怠其事”的贪官污吏到处都是，而广大人民不仅“莫敢肆其怒与黜罚”（《送薛存义序》），连告状也不敢。他们“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只好卖田更居到深山老林里去（《钴鉧潭记》），交不起繁重的赋税，只知道“号呼而转徙”，这样“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吁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捕蛇者说》）。因此，这种民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有好的一面，但更有惜其不争的一面。永州人民是否任何事情都无“诤讼”呢？当然不是。永州民风多淳朴，仅只“人多”而己，也不排斥好斗的一面。历来的官府都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府不给平民作主，诤讼也没用。因此“人无诤讼”或“从来不搆讼”，不仅反映了民俗淳朴，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官府的不信任。这样一来，民间的一些纠纷就只好兵刃相见。族与族、村与村的械斗时有发生，这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至于少数民族，由于所受压迫比汉民族更甚，他们俗喜仇杀，左腰长刀，右负大弩，手持长枪，上下山若飞。诗云：“曲直丝毫里，哗然肆忿争。从来不搆讼，只是竞刀兵”（隆庆《永州府志》），有时连官兵也奈何不得。这虽然说的是瑶族的风俗，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也相差无几。柳宗元贬到永州，“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虽老老实实，但也曾受到过别人的欺侮（参见《谪龙说》）。《又祭崔简旅榇归上都文》的“楚之南，其士不可与室”，“其鬼不可与友，躁戾佻险，睒眒欺苟”，也从侧面反映了少数不良分子的心态。

    永州语多方言。永州方言属于湘方言，有官话和土话两类。官话，广泛流行于城乡，各县虽有差异，但基本上能听懂。土话，则在局部乡村使用，当地人称“打土谈”，各县乃至一县之内的东乡西乡或南乡北乡不同，彼此难以听懂。永州方言声母、韵母不周全，声调调值、语法组合顺序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与普通话比较，难免不存在发音不准、语意不清等差异。此外，还有瑶、苗等少数民族的土话更不好懂。身处长安数十年的柳宗元来到永州，首先感到头痛的问题，就是与当地人民沟通困难。他在给萧俛的信中说：“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这番话告诉我们：他贬永州初期的几年，听到永州人讲话的声音感到特别不同，“鴂舌啅噪”。“鴂”，鹈鴂，即子规、杜鹃鸟。啅，噪聒也，即说话像杜鹃的舌头那样噪聒，又快又听不懂。而当地人听柳宗元这个北方来的人讲话，则“啼呼走匿”，哭叫着跑了躲起来，这自然是小孩之类。但大人听不懂也不会是少数。直到元和四年，柳宗元才“听之怡然不怪，己与为类矣。”表明经过几年的耳濡磨合，柳宗元慢慢适应了永州的语言环境，不仅“听之怡然不怪”，而且“己与为类”，能用比较地道的永州话与永州人进行语言交流沟通了。

    永人信鬼好祀。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中说：“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所谓“其人鬼且禨”，是说这里的人民相信鬼神与禨祥。楚人的信鬼好祀，典籍多有记载。《国语·楚语下》云：“古者神明不分，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可是神明隆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觋者，男巫也。当地人称男巫为司公，女巫为巫嬃，都是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吕氏春秋》云：“荆人鬼，越人禨。”禨者，鬼俗也。《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所谓“淫祀”。《礼记》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王逸《九歌章句序》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词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些典籍上均指明了楚人信鬼好祀的风俗，而这种风俗的程度，它们却未道及。柳宗元在《永州刺史崔公墓志》中却有惊人的记载。该墓志在赞崔敏刺永的政绩时说：“惟是南楚，风浮俗鬼，户有胥徒，家有禳   ，大者虐鳏孤以盗邦赋，敺愚蒙以神讹言，悖于政经，莫有禁御。……擒戮妖师，毁蔒蒿淫昏者千馀室。”所谓“胥徒”、“禳   ”，皆除疫之祭。“千馀室”，何其多也。当时永州的巫风之盛，可想而知。柳宗元贬到永州以后，他对永州人民的信鬼好祀多有所感。《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云：“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道州毁鼻亭神记》云：“公又惧楚俗之尚鬼而难谕也。”《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龙兴寺东北角有一个堂，堂边有一块地，负砖瓦突起，宽四步，高一尺五寸。开始建堂时，挖平了它，它自己又长高，凡是挖过它的人都死了。因此，人以为神，没有人再敢去挖它了。然而，柳宗元却不以为然。他对崔敏的“擒戮妖师，毁蔒蒿淫昏者千馀室”是赞赏的。他认为“南方多疫”，永州人民挖龙兴寺息壤者“尽死”，是“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他在《永某氏之鼠》中，借永某氏生岁直子而爱子神老鼠的寓言，批判社会上那种“窃时以肆暴”的人，也讽刺了永某氏“畏日，拘忌异甚”的愚昧。他认为“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也。”（《非国语·祀》）“而言褒神之流祸，是好怪者之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非国语·褒神》）这些都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然而，柳宗元贬永期间，也参与或进行过一些淫祀活动，如到舜庙祈晴，到黄溪求雨，还写了“禜于城门之神”的《禜门文》、“凡山川必有神司之”的《愬螭文》、“类物为之者”的《逐毕方文》等，这也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此外，柳宗元的文章中还记载了当时永州人民的其他一些祭祀活动。《乞巧文》中的乞巧，《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中的“湖南人重社饮酒。是月上戊，不酒去乐，会哭于神所而归。”所谓“乞巧”，是秋孟七夕妇女的祭祀活动。所谓“重社”的社，古指土地神。永州人民重视祭社神的活动，《种白蘘荷》还有这样的诗句：“皿虫化为疠，夷俗多所神。”据隆庆《永州府志》载：“抱病临危殆，屠牛祭鬼禳。神农医药味，自古不曾尝。”这虽然说的是瑶民的风俗，汉民、苗民也有类似的风俗。

    总之，柳宗元笔下永州礼仪风俗、饮食风俗、生活风俗、生产风俗跃然纸上，入木三分；永州人敦厚纯朴、崇尚礼义、勤劳好客、不善诤讼、不畏强暴、生活俭朴的秉性淋漓尽致，让人刻骨铭心。

 

何 皛  讲 师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零陵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