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癖者不可交”，故说起交友，自然会说到这个人的嗜好。人有一些癖好，哪怕酒色财气，给人印象总体是真实的，能瞧见他真的性情和本色，接下来才有“物以类聚”。

说起滩上的好事者，彭先生算一个，我跟着算一个。我们同气相投，缘于同有嗜古的情结。而彭先生之好事，多来自于他对碑刻的偏爱和痴迷，作为篆刻界“永州七刀”的老大哥，除赋诗寄慨外，嗜好刻石。几十年来运刀游刃，出入古今，刻篆、刻佛像、刻匾额、刻砚、刻臂搁，刻碑、刻铜，从文房雅好走向俗世人间。而我的“好事”多少有些受他的影响，好碑拓收藏。他刻了，我便欣赏便收藏。我只是他的粉丝，是坐享其成的好事之徒，只管张着嘴纳进来，却从不动一刀一石，能不能算俗语中的“吞口菩萨”？

当他在端砚专家易平怀先生的砚桌前坐定，闲对那些巴掌大的随形小块砚石，见石遂生创意，随石赋形，信手奏刀，或疏疏几杆瘦竹，或凤眼交出几茎兰叶，他用刻印章边款的走刀，用刻佛像印积累的造型经验，不几下子，砚石的边角上便有了意象，生出意境，也便有了诗情画意。

彭庵酩先生在问觉堂读书。

初入问觉堂，随处可见彭老师的碑拓，在那些神融笔畅之间，仿佛还溅着石屑纷飞的光景，能想见锋刃与碑石如何碰撞、如何角力。再想想，举止优雅，斯文秀逸的彭先生，怎么就与生硬的石板和锋利的刻刀结上了缘，较上了劲？！执线装书，茶香里摇头晃脑地赋诗嘱对，不香么？

可人，总会奔着心仪的风景。别人不堪其累，而他却甘之如饴。

彭庵酩先生刻石。

待到在问觉堂中再走一圈，你会看见彭老师亲手营造的门楼，因地制宜，横以匾额，竖以对联，饰以檐坊，俱是妙手偶得。再植以兰竹，立以美石，石上雕字，在寻丈之地呈现十足的画意和隽永的诗境。他用他的雕刻美化生活，诗化现实，在寻常巷陌中造高明隽永之景观，这种创造生发令人叹服。这一切，如果没有内心的热爱，万不能连缀而出这世间珍奇，要知道锋利的刀和坚硬的石都不是好惹的，以刀会石，不像美酒沾唇，你上上手就知道，这一壶够你受的！

彭庵酩先生篆刻作品。

彭先生的诗，不劳我多言，逸情高致，奔着“丽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感，其中的取舍、克制、提炼和他的雕琢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诗够不着的一些地方，他就要动刀了。这样的动刀就有深度，有高度，从而产生了辨识度。当然这些“度”来自生活的触发，对世态炎凉的体察，对碑刻艺术审美的提炼，对创作手法的取舍，以及克制和把握。而对这种“度”的准确把握，便生出了品格，这便与匠人有了泾渭之别，超凡脱俗。

彭庵酩先生肖形印作品。

俗话说的“动刀子”，就意味着要“来真的了”，这句话用在彭先生身上，是得当的。他就要费尽心力，穷其审美去表现心之所向，去表现精神的图腾。他是慧眼观世，热心碑刻。

为了复刻浯溪碑林的吕仙“寿字碑”，他亲自寻访，到梧州市城郊冰井寺遗址寻本溯源，考证复刻作跋者兰村居士摹刻此碑的来龙去脉，往上追本溯源，表现手法上，“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样集合古人的审美，结合自己的思考理解和取舍，形成自己刀下的独特的艺术典型。

图一：“寿字碑”朱拓；图二：孔子行教图墨拓；图三：关帝圣君神像墨拓。

又如在《先师孔子行教图》营筹入刻前，他先从各处找到唐代吴道子的各种底本，比较其细节的异同，比如行礼的手势，五官的形状比例，乃至衣纹的处理，鞋子的造型，须发线条处理，他从细微处见精神。结合《史记·孔子列传》中的记载，“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以及郑人之描绘“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世人多从此处读出孔子的落拓，彭先生却读出了另一种东西：一个明知“丧家”却还能坦然一笑的人，心中该有何等旷达。于是他刀下不走潦倒之态，反取龅牙成片、额头隆丘、耳廓后翻、眼珠露白，乃至身形背线的每一处转折，皆细加裁定，意在将那副“累累”皮相之下的洒脱风神，安顿于画稿之中。同时他邀请老友黎笃田先生用行楷题写了碑额。在如此酌定后，才款款奏刀去表现衣纹；冲切并用现其须发衣襟。石面有一些钉点，他也不避，反借此敲剁破残，使画面浑然生出一种风霜斑驳之气，以表现圣人传道的艰辛和不倦。

再如《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又是一番讲究。先从大处着眼，主体取法弘一法师在闽南诸寺所绘观音法像，再融合明清画师笔意——弘一的禅心做骨，明清的韵致做肉，便生出一种“东方圣者”的独特气格。

图一：南无观世音菩萨墨拓；图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朱拓；图三：南无观世音菩萨墨拓。

弘一法师笔下观音线条自然流畅、仪容端严慈悲，看着就让人想起“观自在”三个字的真味；明清造像则多以持柳、乘龙之姿，讲究的是“观机逗教，随类化身”，二者相合，即便不认得字，也能看出慈悲，好像菩萨在听着世间的声音。

在线条使用上，他也有意分出节奏，繁简张弛有度，观音用线圆劲流畅节省；龙鳞、祥云则用线密集；刻字的部分又收得住，内敛节制，清清净净。上方碑额题“南无观世音菩萨”六字，取弘一亲笔书风，清秀内敛，无锋无芒，自见佛门淡远之境。右侧铭文敷陈救度之愿，左下侧落款“问觉堂制”，图、文、款、印，结构互生稳定。作品通幅黑底白线，对比强烈，背景广阔而意境空灵，细品之下，宗教的那份虔诚与文人的那点意趣，竟混在一处，分不清彼此了。

近年来，在问觉堂中，彭先生闷头鼓捣自己的石刻，在坚硬冰冷的石板上，热火朝天地干着温热世间的事。在石刻上，他先刻“福”“寿”“康”“宁”系列字屏，再刻《先师孔子行教图》《关帝圣君神像》《南无观世音菩萨》等。他为什么要弄这些呢？刻完拓，拓后散，散落在世间千家万户的堂前壁上，便化育了清正家风，便有了对世间五风十雨的精神润泽。

福寿康宁画屏。

人应该要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面对彭先生的经营，我难免对自己发出这样的拷问。

时代往前赶，人跟着跑，忙着追新，忙着逐快，路遥马急。实惠的、眼下够得着的，自然要紧；自个儿的日子，多顾着些，也说不上不对。只是跑着跑着，有些东西就顾不上捡了——比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和担当，比如一诺千金的肝胆相照，比如古道热肠，济困扶危的那份厚道。

彭先生不愿跟着跑。他愿意拄着刻刀往回找——找那些曾经被珍视过的、如今渐被淡忘的好东西。他不给人以课授法，也不拿刀锋示威，他只是把自己信服的东西，一刀一刀刻在石头上。刻孔子，是刻“传道授业”四个字的分量，是师道尊严，是尊师重教的根脉；刻关公，是刻义薄云天的气性，是忠义两全的脊梁；刻观音，是刻同舟共济的温情，是雪中送炭的慈悲……

我想，彭先生刀下所刻，不只是形象，更是他不肯丢掉的“信”，而我所跟随的也是这个“信”啊。

总信春风能唤回，所以，站在彭先生刻制的碑拓前，总有一种柔和久远的古风徐徐吹送。